主播以暧昧言语营造恋爱假象，诱导用户持续打赏，待用户刷爆信用卡后便将其拉黑。 这场披着“感情”外衣的打赏，究竟属于服务消费，还是变相欺诈？ 近日，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网络打赏合同纠纷案。女子卢某累计打赏12.5万余元，法院按阶段区分定性， 认定前期小额打赏属正常消费不予退还，后期大额打赏构成欺诈，判决主播返还后期实际收益的40%。 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。 女子掉进“温柔陷阱” 2024年8月，卢某刷手机时偶然进入一个组团直播间。她随手点了关注，给主播张某刷了几块钱的小礼物。 起初，卢某只是常规观看直播，偶尔小额打赏，张某也仅在镜头前向她表示感谢。不久后，两人加为微信好友。 从2024年10月4日起，张某开始向卢某密集发送暧昧信息，“真情只对你”“那我努力养你”等表述不断强化双方的情感联结。 10月5日，张某直接提出“能保我一次吗”“七千五百分保，一个星际玫瑰”，卢某随即按要求刷出对应价值的礼物。 此后，张某持续通过私信传递暧昧信号，甚至抛出“网恋奔现不行吗，我又不是国外的”“线下见面，一起承担债务”等极具诱惑力的承诺。 即便卢某多次向张某坦白自己已超出消费能力，“之前虽然给你刷的不多，但也超出我的能力了”“我现在还得想办法还信用卡”，对方仍未停止诱导。 在此期间，卢某的打赏频率骤增、金额陡升，10月14日单日打赏5624.5元，10月23日单日打赏2704元。信用卡刷爆后，她仍想办法周转继续充值。 截至2024年12月28日，卢某先后向张某及其所在团播主持汪某的直播间累计打赏125431.6元。 当卢某最终要求对方兑现“一起还债”的承诺时，等来的却是冷言冷语与拉黑。 惊觉上当的卢某将张某、汪某及平台运营方一并诉至法院，要求确认全部打赏行为无效，判令张某全额返还125431.6元。 是消费还是欺诈？ 庭审现场，原告卢某的委托代理人、被告平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；被告张某、汪某经法院传票传唤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。双方围绕打赏行为性质、平台责任边界等核心争议展开激烈交锋。 卢某一方主张，主播以表达感情为名行欺诈之实，通过暧昧话术让卢某误以为双方正在建立恋爱关系，从而诱导其持续、大额打赏。这种基于错误认知作出的财产处分，符合民法典中关于欺诈可撤销的构成要件，应当全额返还。即便平台已尽到“理性消费”提示义务且对主播私聊内容客观上不知情，也不能据此完全免责。 平台公司代理律师则反驳称，卢某充值兑换钻石、赠送虚拟礼物的全过程属于典型的网络文化消费行为：一元钱购买十个钻石，钻石兑换礼物，平台提供直播技术、特效展示、互动服务等一整套对价，双方构成双务、有偿的网络服务合同，绝非单务、无偿的赠与合同。平台在用户进入直播间、充值界面、打赏环节均设置了“理性消费”“量入为出”的醒目提示，还上线了“直播消费助手”供用户自行设定消费提醒，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。至于主播与用户之间的私信聊天，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范畴，平台客观上无从知悉，更无法预判，不应为主播个人行为买单。 因张某、汪某均未到庭应诉，法庭围绕三个问题进行独立审查：张某以暧昧话术诱导大额打赏是否构成欺诈？若构成欺诈，卢某自身是否存在过错、返还金额及比例应如何确定？ 法院：按阶段定性，按过错定责 法院依法审查了卢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、直播平台充值及打赏流水、用户服务协议等证据，结合平台公司出具的《用户信息披露函》，法院对双方各阶段的打赏金额、互动内容及分成比例逐一核实认定。法院认为，直播打赏涉及多方主体，标的特殊、动机复杂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卢某与平台公司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服务协议，平台提供技术、管理和运营服务，卢某享有直播观看等权益，双方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，且平台已尽到风险提示义务，对主播私聊内容不知情，不承担责任。 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卢某与张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。法院将双方关系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为2024年9月18日至10月5日，卢某打赏2834.4元，未超出正常打赏范畴，打赏与直播表演之间存在合理对价，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。第二阶段从10月5日开始，打赏频率骤增、金额陡升，卢某向汪某账户打赏111463.3元，向张某账户打赏10745.8元。张某通过线下私聊反复表达爱意、暗示奔现、承诺分担债务，诱导卢某为其“打PK”、冲业绩，这一阶段应认定为赠与。 法院进一步指出，张某在无意与卢某建立恋爱关系的前提下，言语暧昧、不拒绝卢某示爱，刻意营造恋爱预期，并在卢某多次表示无力承担后仍索要礼物、承诺“一起还债”，这一系列行为有悖诚实信用原则，构成欺诈。卢某基于受欺诈作出的赠与应予撤销。 但撤销赠与不意味着全额返还。卢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对主播身份、打赏收益分配规则（张某仅分得36%）应有基本认知，对自身损失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。 最终法院判决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